夏俊山

一
《孝經》曰：“身體髪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漢族男子自周代起，頭髪終身不剃，只在衰老或出家時才另作處置；古人的所謂“束髪”“結髪”，從來不是“剃”，而是以巾、冠、簪束起，謂之“挽”。改變發生在1645年，清軍入關，推行剃髪令，“留頭不留髪，留髪不留頭”。這時，大家都不願剃髪留辮子。江陰百姓，甚至以命抗爭，城破後，全城17萬人幾乎全部戰死，僅53人倖免於難。

1912年3月，民國政府頒布《剪辮令》。這時的人們已經不願意剪辮子了。有人抱著辮子痛哭，有人把辮子藏在帽子裏盤成髪髻，有人剪了又偷偷接上假的。為了護辮子，山東昌邑還釀成“剪辮慘案”：1912年7月1日，紳士梁懷思、魏桂五等人辮子被強剪，次日，他們糾集200多人“殺禿子”，27名剪辮子的人被殺。梁懷思、魏桂五等人因護辮子殺人被官府處決。

一次是誓死不願留辮子，一次是誓死不願剪辮子，兩起慘案相隔二百多年，從表面看不過是改變髪式的小事。放在今天，選擇什麼髪式本是個人自由，愛留辮子盡管留，不愛留辮子剃成光頭也沒人幹涉，我的髪式我做主，何至於要以命相搏？

二
選擇什麼髪式，實際上與人的觀念有關。滿人把前面的頭髪剃掉，留下後面的頭髪編成辮子，垂在腦後。據說，這一習俗的形成與便於山林中騎射有關。清軍入關，強令漢人剃髪留辮，表面看只是髪式的選擇，實際上是用辮子對漢人進行“服從性測試”。剃了，就是順民；不剃，就是反賊。清廷要的不只是土地，還有人心的歸附。

不願接受剃髪令，本質上就是不肯改變原有觀念，這對滿清統治而言是潛在的威脅。為了鞏固政權，滿清統治者製造了江陰屠城等多起慘案，本質就是強迫民眾改變觀念，換一種說法就是“改腦袋”。然而，“改腦袋”從來不是容易的事。現代醫學告訴我們：器官移植，人體有排異反應。生活告訴我們：人的認知也有“排異反應”。有人從小接受“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等意識的持久滴灌，如今頭髮花白，遇到與此不同的觀念，精神排斥依然劇烈。因此，清廷試圖通過外在髪式的統一來實現內在思想的馴服，註定要付出巨大的社會成本，甚至激起以生命為代價的激烈抗爭。

清軍入關後強推“剃髪令”，激烈反抗的除了江陰百姓，還有引發“嘉定三屠”的嘉定民眾，以及常州、宜興、常熟等地的反抗力量。義大利傳教士衛匡國在《韃靼戰紀》中，記錄了南方軍民為保衛頭髪而戰的事跡。“寧為束髪鬼，不作剃頭人”，這是當時反抗者的戰鬥口號。反抗被鎮壓後，漢人以正月不理髪的方式表達對前朝的思念，這一習俗意為“思舊”，後來逐漸訛傳成“思舅”“死舅”，如今民間還流傳著“正月不剃頭，剃頭死舅舅”的說法，就是這段曆史的明證。

三
民國初建，剪辮子成了時代新風。然而，不少人又頑固地護辮子。魯迅筆下的“假洋鬼子”，被眾人挖苦的原因之一就是“沒了辮子”。“沒有了辮子”，阿Q認定是“失去了做人的資格”，“假洋鬼子”的老婆甚至因男人沒了辮子，“跳了兩回井”。更極端的則是山東昌邑的“剪辮慘案”。剪辮子本質上是對舊王朝的告別，為何會遭到不少人的抵制，甚至激烈反抗？有人認為：：愚昧有著固有的慣性，只改變髪式而不更新思想，終究沒用。而要真正轉變人們的思想觀念，本就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經曆長期摸索，即便如山東昌邑那樣釀成了“剪辮慘案”，也仍要堅持推行下去，才能見到成效。

魯迅在《病後雜談之餘》中說：“這辮子，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頭，這才種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識的時候，大家早忘卻了血史，反以為全留乃是長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須剃一點，留一點，才可以算是一個正經人了。”魯迅這段話，道出了“改腦袋”的艱難本質：當一種觀念被強制推行後，後人會將其視為天經地義的常態。剃髪留辮子到了第三代人，辮子已不是恥辱的標記，而是大清子民的體面，男人頭頂的尊嚴。這種由時間沉澱出的“理所當然”，比任何強權都更難撼動。

四
當屈辱慢慢被日常化，反抗自然就失去了目標；當服從內化為本能，覺醒就得付出打破認知慣性的巨大代價。辮子早已不再是單純的髪式，它內化為一種文化心理和社會規範，深深嵌入了人們的身份認同之中。在這種情況下，剪去辮子就不再是簡單的理髪行為，反而會被看成對傳統秩序的挑戰、對祖宗家法的背離，甚至是對個人尊嚴的踐踏。這正是“改腦袋”最難的地方。

求同排異是中國人的傳統之一，大家普遍留辮子時誰不留辮子就會“壓力山大”。民國初年，辜鴻銘敢拖著辮子走進北大課堂，顯然需要很大的勇氣。學生們哄堂大笑，辜鴻銘卻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諸君心中的辮子是無形的。”這句話能流傳至今，正是因為它點中了問題的要害。

回顧辮子“留”與“剪”的曆史不難發現：更改髮式只是表像，更新觀念也就是“改腦袋”才是核心，而“改腦袋”甚至比改變髮式要難得多。由此我們不難認識到：社會改革的難點往往不在於制度設計本身，而在於扭轉人們根深蒂固的固有觀念，也就是“改腦袋”。只有觀念更新與制度變革同頻共振，社會進步才能獲得持久而堅實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