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傳媒｜責任編輯／綜合外電報導

人工智慧（AI）的快速發展引發社會各界廣泛討論，從潛在風險到倫理問題，擔憂聲浪不斷。然而，評論性雜誌《城市雜誌》（City Journal）近日發表文章指出，這類新科技問世時所伴隨的恐懼與爭議，在歷史上其實屢見不鮮，這本評論性雜誌以其常從歷史或保守視角探討公共政策和社會議題的獨特論述風格著稱，為當前的AI辯論提供了新的觀察角度。

每當有顛覆性科技問世，社會上總會伴隨類似的恐懼與擔憂，引發廣泛爭議。這類歷史上類似科技革命的爭議，在19世紀中葉的鐵路與電報興起時，便已清晰可見。例如在1862年，醫學期刊《刺胳針》（The Lancet）曾對鐵路旅行發出警告，稱乘客可能因高速行駛窒息，或移動的景物會損害視覺處理能力，甚至認為人體不適合高速。到了1881年，美國神經學家喬治·米勒·比爾德發表《美國神經症》，將當時普遍的焦慮歸因於鐵路、電報、印刷業普及以及女性心智活動增加等社會變革。

類似地，1858年《紐約時報》擔憂電報傳播謊言的速度「快到真相無法追上」，專家甚至警告「病態地渴望驚人消息和對誇張傳聞的偏執」。1861年《Morning Pennsylvanian》雜誌更指出，電報對公共通訊而言「幾乎是禍害無窮」。甚至有專家擔心電報線路的電流會危害農作物和動物，並警告「用電線環繞地球」可能導致地球自轉不穩。

這些歷史案例對照現今對AI的擔憂，有異曲同工之妙。如今，《華盛頓郵報》在2026年的一篇報導標題寫道：「滅絕情境正在主導AI辯論」，《紐約時報》的信任團隊也指出，人們對AI的疑問「龐大、令人警覺，甚至可能危言聳聽：AI系統會不會很快超越人類控制？會不會失控？AI會不會終結人類？」悲觀者甚至預測AI可能導致「金融車諾比，或真實的車諾比」式災難。

然而，實際發展顯示另一面。Meta Platforms（Meta）於今年九月推出的個人AI助理Muse，在美國iOS平台上架前12天就創下近200萬下載量的紀錄。Meta執行長祖克柏解釋，公司花費額外時間確保安全功能才推出該產品。前美國白宮AI顧問大衛·奧利弗·薩克斯也指出，責任法規是確保產品安全的最佳誘因。

數據顯示，生成式AI工具與服務的市場支出從2022年的幾乎為零，飆升至目前年化近2,000億美元的規模，其銷售增長速度是網際網路或手機問世初期的三倍。各行各業的公司都在測試與部署AI工具。儘管有AI被指控在七月時從測試環境中「攻擊」Hugging Face的AI模型集合，但事後調查歸因於程式設計師失誤，而非AI的不可預測行為。

文章指出，現代社會在引進革命性技術與建立法規框架方面擁有豐富經驗。關於AI安全，關鍵問題在於現有法律與規則是否足以涵蓋其風險，以及哪些地方需要調整與釐清。真實的AI風險主要可分為三類：實體安全、文化衝擊（工作與社會規範）和資訊安全。輝達（Nvidia）執行長黃仁勳更明確表示，AI在2030年前造成世界末日的機率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