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振家博士專欄 / 司改寫滿紙,權利寫不進筆錄?
文 /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管理學博士 / 大學兼任教授 范振家
港灣新聞網 范振家博士專欄 / 司改寫滿紙,權利寫不進筆錄?
司法改革談了多年,人民在偵查庭裡,竟還得為一句話能否寫進筆錄而力爭。據《鏡報》報導,士林地檢署吳姓檢察官遭律師質疑漏記辯方意見,回應「那就不要簽啊」,並稱「我有權力不寫」。兩名遭依圖利罪起訴的員警已獲無罪確定,律師則預告將請求評鑑。原來,法律保障能否留在紙上,還要先聽一番權力宣示。
司法信任的警訊,不能全歸咎於民眾不懂法律。司法官學院2025年調查,電話受訪者對檢察機關整體滿意度為55.7%,較前一年下降5.1個百分點;司法院同年調查的法官信任度雖回升至59.8%,仍有31.7%不信任。數字並非一面倒,卻提醒司法體系:信任尚未穩固,司改距離人民期待仍遠。滿意度過半,也不能讓個別人民的權利打對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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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一條早已規定,受訊問人及在場辯護人請求增刪、變更筆錄,應附記其陳述;第一百條也要求明確記載被告提出的有利事實與證明方法。對主張是否採信,可以依法判斷;對依法應記的陳述,則應履行記載義務。拒簽有拒簽的處理程序,不能成為免除記載義務的捷徑。
士檢曾解釋,爭議涉及律師意見應當庭記載,還是庭後具狀;高檢署也澄清,錄音沒有先前流傳的「筆錄我愛怎麼寫就怎麼寫」。這些說明自應納入檢驗。只是,校正了一句引語,仍須查清一份筆錄:哪些話依法應記?異議有無附記?影音與文字是否相符?若只證明某句話沒說過,便不再追問哪些話沒寫下來,澄清新聞做完了,程序正義卻還懸著。
無罪判決不當然證明起訴違法,請求評鑑也不等於違失成立。但從違停處置走到貪污起訴,對圖利犯意的證據把關是否充分、有利情節是否受到注意,仍值得檢討。認真辦案的司法官,更需要一套能釐清責任的制度;用個案不能代表全體作答,並不能回答個案有無違失。
自由心證原本就受證據、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拘束,有罪判決也須交代不採有利證據的理由。它沒有授予法官憑直覺定罪的特權,更不是檢察官拒記陳述的法源。經驗不能成為偏見的別名,心證也不能成為拒絕說理的句點。若有利陳述在製作筆錄時便遭遺漏,再漂亮的證據原則,也難補回缺失的紀錄。
評鑑制度的實效同樣應受檢驗。司改會四周年觀察報告統計至2024年11月,檢評會十一件請求成立案件,沒有一件由人民直接請求而成立。這不能直接證明包庇,卻有理由要求檢討證據取得、程序門檻與調查能力。給人民一扇申訴的門,總不能只方便掛上門牌。
司改應從可以查驗的地方動手:筆錄異議即時留痕,重要爭議確實核對影音,記載爭議有及時有效的救濟;涉及程序侵害的申訴,應有明確處理期限與充分調查,評鑑決議應回應爭點並說明依據。條文不足就補強,義務明定就落實,讓違失有後果、救濟有作用。人民對司法的好感,終究得由這些細節累積。
最諷刺的司法改革,是宣傳裡人人都有權利,偵查庭裡卻得先證明自己夠會爭取。連有律師在場,都可能為一份筆錄反覆爭執,一般人民又有多少力氣?檢察權的界線,不能靠當事人力爭才存在。國家交付司法官的是依法行使的職權,沒有附贈讓人民懇求守法的特權。
「以上言論不代表港灣新聞網立場」
范振家博士簡介:
范振家博士其專業研究領域聚焦於公共政策管理、國際時事分析,尤其是電信詐欺產業的運作模式與防制策略。
在其博士論文《電信詐欺產業及其防治研究:計量經濟分析》中,范博士結合計量經濟學方法,深入剖析電信詐欺產業的成因、運作特徵與防治方案,並提出具體的政策建議與數據分析結果,為政府與執法機關提供實務參考。
2024年12月4日,范振家博士憑此研究成果,於法務部司法官學院舉辦的第十一屆傑出碩博士「犯罪防治研究論文獎」中脫穎而出,由法務部部長鄭銘謙親自頒獎,肯定其在犯罪防治領域的學術與實務貢獻。
偵查庭筆錄為何可能漏記辯方意見?
士林地檢署一名吳姓檢察官遭律師質疑,在偵查庭中漏記辯方意見,並回應「我有權力不寫」,引發爭議。此事件凸顯司法改革後,人民在偵查庭中仍需為筆錄記載內容力爭的困境。刑事訴訟法規定,受訊問人及辯護人請求增刪、變更筆錄時,應附記其陳述,且第一百條也要求明確記載被告提出的有利事實與證明方法,檢察官應履行記載義務,而非以權力宣示規避。
檢察官為何有權力不記載辯方意見?
刑事訴訟法並未賦予檢察官拒絕記載辯方意見的權力。法律規定受訊問人及辯護人請求增刪、變更筆錄時,應附記其陳述,且應明確記載被告提出的有利事實與證明方法。檢察官有義務履行記載義務。
司法官學院的調查顯示民眾對檢察機關滿意度如何?
司法官學院2025年的調查顯示,電話受訪者對檢察機關的整體滿意度為55.7%,較前一年下降了5.1個百分點。司法院同年調查的法官信任度雖回升至59.8%,但仍有31.7%的民眾表示不信任。
司改會的觀察報告對檢評會的成立案件有何發現?
司改會四周年觀察報告統計至2024年11月,檢評會十一件請求成立的案件中,沒有一件是由人民直接請求而成立。此現象引發檢討證據取得、程序門檻與調查能力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