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建國

【楔子～之三】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經歷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巨大轉型。那個年代，我既是一名個體經營者，也曾擔任大型房地產開發公司的建材採購員。在這一轉型期，我目睹了許多光怪陸離、荒誕不經的現象——這些往往是正統歷史學家難以捕捉的基層現實。為了記錄這段歷史，我決定寫下這一系列文章，記述那些奇聞軼事，並展現普通人如何學著適應時代變遷。

1982年，我從一所中專畢業，但因拒絕接受有關部門強制分配的工作，從而被剝奪了受雇工作的權利，這一決定在親友間引發了激烈的爭論。有人認為我不該違抗體制，覺得我的前途一片黯淡——未婚女性通常不願與沒有正式工作權利的人交往，這種狀態甚至被認為比單純的失業還要糟糕。也有人認為我做得對。最終，我與父親一起做起了個體生意，頻繁往返於我們縣城和成都之間。

在去成都做生意的過程中，我常去探望老同學；如果事情辦了一天沒辦完，偶爾也會留宿。1984年11月的一個晚上，我借住在同學余光齊家中。當晚，余光齊的鄰居周以美先生——一位剛被任命為某國有房地產開發公司經理的中年工程師——上門來請余光齊幫忙把公司名稱翻譯成英文。

在被介紹給周先生認識時，他問我在哪裡工作。余光齊深知我的處境，沒等我開口，便搶先說明了我的背景。周先生隨即把注意力完全轉向了我，詳細詢問了我們家經營私營生意的具體情況，他對我的經商經歷似乎頗為讚賞。

正當周先生準備離開時，余光啟察覺到了他的興趣，便追問道：“您想聘用他嗎？我可以擔保，他非常有能力。”

“我會問問看看能怎麼安排，”周先生回答道。儘管身為公司老總，周先生卻無權自行招聘員工。由於這是一家國有企業，招聘決定必須獲得多個市級部門（主要是成都市人事局）的批准。若無該局簽發的正式編制名額與批文，公司會計便無法發工資；而國有銀行對企業工資帳戶監管極嚴，會拒付任何未經授權的款項。

回到家後，我並未抱太大希望。儘管當時大學和中專畢業生稀缺，周先生初創的公司也急需人手，但體制性的障礙卻難以逾越。首先，我已被剝奪了受雇於國營單位的資格。其次，若通過正規管道錄用我，就必須將戶口從縣城遷至成都——在當時，對於普通中國公民而言，這一行政手續的難度往往甚于移民美國。

幾天後，余來信告知，周先生打算通過一種“特殊安排”錄用我——即在未獲市級部門預先批准的情況下，由公司內部直接聘用。

儘管我家經營的生意利潤豐厚，我卻渴望接受這份工作。成都設有夜校和業餘大學，能讓我繼續深造，而這在家鄉是無法實現的。此外，私營企業的處境依然岌岌可危。政府政策可能朝令夕改，社會也普遍看不起個體戶，認為他們缺乏原則、生活不穩定。事實上，到了1985年，國家信貸收緊，原材料價格飆升，消費需求疲軟，我們從事的私營貿易已變得難以為繼。

我決定加入周先生的公司，並前往成都商談具體條件。剛到長途汽車站，我就打電話給余，詢問戶口遷移是否可行。他態度悲觀，表示短期內無法遷戶，但他仍力勸我接受這份工作，以此證明自身價值，為日後發展鋪平道路。他說，“我認為你該出山了。”

我在辦公室見到了周經理，他熱情地接待了我。他提出與我簽訂一份為期三年的內部合同，薪資福利與正式員工相當。然而，由於缺乏市級部門的正式批文，我的身份將被歸類為臨時工或非正式員工；我的工資也無法通過標準的國企工資帳戶發放；由於公司所有銀行帳戶都受到國家嚴密監控，公司不得不動用其他運營資金來進行支付。周對公司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打破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僵化束縛。在舊體制下，公司管理者無權調配資金；任何資金的支配都要通過銀行的批准。在周經理的公司裡，公司有一些現金可以由公司經理自己支配，而不受銀行的管控，我的工資就是通過這些資金發的。

“至於你的戶口轉移，”周經理向我保證，“以後再看情況吧。”他打算最終讓我轉為正式員工，但無法保證具體時間。他告訴我，如果我在成都遇到任何生活或後勤方面的困難，都可以直接聯繫他。
我被分配到材料採購科。這家公司隸屬於當地市政府，負責城市房地產開發。當時的中國，所有城市土地都歸國有，只有獲得授權的國家單位才能取得土地使用權。我們公司負責收購地塊、清理土地，並委託建築公司建造用於商業銷售的住宅。

按照標準流程，建築承包商在既定預算內自行採購材料，我們公司則按預算支付他們的人工費和材料費。但是，如果市場價格超出預算，我們公司就必須直接採購材料或支付差價。鋼材、木材和水泥這類關鍵物資在國家計畫下實行嚴格配給，需要憑官方配給券領取。由於當局很少給我們這家新成立的公司發放足夠的配額，我們的採購部門不得不通過其他管道獲取這些關鍵物資。

採購部門還有另外兩名員工：副經理洪先生和一位名叫永先生的老職員。洪先生身材瘦削、禿頭，曾是一名來自農村的退伍軍人，退伍前軍銜是下級軍官，退伍後被分配到城市工作。

周經理第一次介紹我們認識時，洪先生笑容滿面地和我打招呼，給我的印象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同事。然而，幾周後，他的態度就變了。他對正式員工彬彬有禮，卻因為我的臨時工身份而對我冷眼相待。此外，周經理重視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這讓唯讀到初中的洪先生心生嫉妒，每當他感到沮喪時，就會拿我開刀。

然而，周經理仍然繼續保護和指導我。不到一個月，他就給我安排了一項至關重要的任務：前往廣東湛江港，加快一批進口鋼材的運輸。公司通過北京的中國房地產開發集團公司訂購了數千噸結構鋼。這批鋼材已經抵達湛江港，但由於鐵路運輸延誤，貨物可能無限期滯留，導致我們當地的建築工地停工。周先生派我去協調物流，敦促港口和鐵路部門立即安排發貨。他強調，公司的施工進度完全取決於我的工作是否成功。

出發南下之前，我必須先在北京停留，領取清關檔和總公司提供的介紹信。公司副經理彭先生陪同我前往北京，負責辦理相關手續，之後他將返回成都，而我則繼續南下。

抵達北京總部後，官員們告知我們，他們已經派人前往湛江港監督貨物的分發，並堅稱我到現場也無濟於事。由於我們的任務被提前取消，我們提前結束了工作，並在返回家鄉前花了幾天時間遊覽了首都。

當我回到成都時，洪先生的敵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烈，他不滿於一個新人被選中擔任首都的要職。然而，由於我是執行經理的直接命令，我幾乎無力安撫他。

不久之後，我們部門遭遇了災難。周經理積極推行現代化管理實踐和機構自主權。他的改革與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直接衝突，激怒了他的上司——成都市房地產管理局局長楊淵，一位保守的老派幹部。

周經理被突然免職，調任到該局擔任“副總工程師”。雖然表面上是升職，但這不過是典型的官僚主義伎倆：一個空洞的頭銜，沒有任何職責和權力，旨在剝奪他的實際影響力。

我們在北京的時候，彭副經理悄悄告訴我，周先生終於拿到了初步批准，可以把我轉為正式全職員工，只差最後一些手續了。周先生被撤職後，一切都停滯了。新上任的許先生對我並不熟悉，我對官僚政治也太過天真，根本無法討好新領導，我的正式全職之路就此斷絕。

雖然許經理不敢像周先生那樣推行如此激進的改革，但他還是在接下來的幾年裡，竭盡全力——儘管最終未能成功——想方設法讓我轉為正式全職員工。首先需要市人事局有指標，有時候要等一兩年才能等到有指標，等到後還要人事局批准，像我這樣曾經拒絕工作分配的人，人事局是不批准的。有幸的事，我得到機會離開那個非人的計畫體制，移民到了澳洲。（照片示意圖翻攝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