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Research Matters》報導，印度公共衛生領域的數據，長期以來揭示了不同種姓、部落、性別與社會階層間的健康差距。然而，這些差異往往被歸結為技術上的不平等，或是個人生活方式的選擇，掩蓋了其背後根深蒂固的結構性不公義。

位於邦加羅爾（Bengaluru）的 Institute of Public Health Bengaluru 主任普拉尚斯·N·斯里尼瓦斯（Prashanth N Srinivas）指出，印度目前的公共衛生研究多半專注於描述健康的落差，而非探究這些落差為何持續存在。他強調，了解「平等／不平等」與「公平／不公平」之間的根本區別，對於釐清現有公共衛生策略不足之處至關重要。普拉尚斯解釋，「不平等」指的是人口間健康結果可測量的實質差異；而「不公平」則進一步指這些差異是社會性的、系統性的且不公正的，是人為造成並根植於更廣泛的社會不公之中。

以印度境內的 Adivasi 社群（原住民族群，通常面臨較多社會挑戰）為例，他們面臨更高的嬰兒死亡率、營養不良問題，以及有限的醫療服務近用權。普拉尚斯認為，這並非單純的健康落差，而是長期歷史與結構性不公義造成的結果。他引述另一位學者 C. Madegowda 的話表示，「對 Adivasi 族人而言，沒有森林就沒有健康」，並指出該社群對公立醫院的不信任感，是源於長期被剝奪土地的歷史，而非個體本身的落後心態，這是一種「理性的不信任」。

現行研究方法存在多重缺陷，包括對社會理論的涉入不足、將問題歸咎於個人或政府、偏好生物醫學實驗而非社會科學研究，以及過於強調研究方法本身。研究人員也常因學科偏見，傾向於量化數據，並規避調查可能牽涉強大利益團體的機構。印度國家級調查資料庫與政府普查雖擅長描繪健康困境，卻未能揭示導致疾病的結構性驅動因素。

普拉尚斯呼籲，公共衛生研究應將重心從「健康差距有多大？」轉變為「哪些制度、歷史與權力結構造成了這些劣勢？」他倡議進行機構改革，例如重新培訓補助審查小組、鼓勵期刊發表以行動為導向的公共衛生框架，並採行根植於社區的協同研究模式。這種將科學視角從個人行為轉向結構性系統的轉變，才能確保醫療介入措施能夠有效處理現實社會中的不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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