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祐齊/銘傳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台北市一名退休教授在捷運忠孝復興站看見婦人失去平衡，出於善意伸手攙扶，卻未能阻止婦人跌倒。事後婦人提告過失傷害，案件經檢方起訴進入台北地院，最終在法官勸說下，教授支付了11萬元和解金。

法官在庭上分享自身經驗，勉勵教授「不要對未知的風險感到恐懼，就放棄幫助他人的機會」。然而，這番話在網路上引發排山倒海的嘲諷：「付出11萬元換來一句繼續行善？」「好耶，我也來練習跌倒，一次賺11萬。」

這些酸言酸語的背後，是社會對法律最深的困惑：當善意可能換來訴訟與賠償，誰還敢伸出援手？

事實與法律必須分開處理

本案有一個關鍵爭點：報導提到檢方認為教授曾碰撞婦人，教授則主張自己只是伸手攙扶。這是事實認定問題，必須由監視器畫面、雙方陳述、傷勢資料等客觀證據判斷。而「救助失手是否免責」，則是另一個法律問題——善意救助者的注意義務標準為何？兩者不能混為一談。

但不論事實版本為何，現行法對善意助人者的保障都不夠明確。如果事實是碰撞，那就回到過失傷害的傳統爭議；如果事實是救助失手，那就更應正視好意施惠在刑事責任上的規範缺口。

民法早已區分輕重　刑法卻還在原地踏步

我國的民法體系，對「善意無償」的行為，早已建立了責任減輕的機制。

民法第175條明定，為免除他人生命、身體或財產上之急迫危險而為事務管理時，除有惡意或重大過失外，不負賠償之責。民法第220條第2項也規定，無償行為應從輕酌定注意義務。學說上更指出，對於真正幫助他人之情形，可以類推適用第410條、第220條第2項及第175條之規定，使施惠人僅就故意或重大過失負責。

民法對善意助人者說的是：「你沒拿好處，法律不該用最高標準要求你。」但刑法呢？刑法第14條對過失的定義，完全不區分行為人是否出於善意、是否無償。一位好心扶人的路人，與一位收費的專業照護員，在刑事責任上適用完全相同的注意義務門檻。

民法告訴你「善意可以減輕責任」，刑法卻說「不管你多好心，有疏忽就可能構成犯罪」。 這樣的落差，合理嗎？

「以刑逼民」的困境：刑事程序變成談判籌碼

檢察官在面對「一方受傷、雙方說詞不一」的情況時，為了避免吃案質疑，往往傾向將案件起訴移送法院。這使得刑事程序變成原告談判的籌碼。

對於被告而言，面對漫長的刑事訴訟、社會污名與可能留下的前科風險，哪怕自己完全出於好意，最終也往往只能選擇「花錢消災」。民事上依民法第175條之法理，可能不需賠錢的行為，刑事上卻可能構成犯罪。

試想另一個場景：好心順路載朋友回家，路上因閃避突然衝出的機車而緊急煞車，朋友頭部受傷。依民法第220條第2項從輕酌定注意義務之法理，若駕駛無重大過失，民事上可能不需賠償。但在刑事上，檢方只要認為駕駛「應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就可以依過失傷害罪起訴。民事上不用賠的行為，刑事上卻可能被判刑——這樣的落差，正是善意助人者最容易受傷的地方。

現行「好人法」為何保護不了日常扶助？

我國並非完全沒有保護善意救助者的規定。《緊急醫療救護法》第14條之2明定，救護人員以外之人，為免除他人生命之急迫危險，使用緊急救護設備或施予急救措施者，適用民法、刑法緊急避難免責之規定。

這條規定的精神值得肯定，但適用範圍極其狹窄。首先，它要求行為必須是為免除他人生命之急迫危險，而本案婦人跌倒但未達生命危急程度時，好心攙扶的路人根本不在保護範圍內。其次，手段限於使用緊急救護設備或施予急救措施，AED與CPR是最典型的適用場景，但一般扶助、攙扶、搭載等日常善意行為，完全被排除在外。

民法第175條的緊急無因管理免責，同樣以「免除本人之生命、身體或財產上之急迫危險」為要件，一般扶助也很難直接適用。現行「好人法」的保護網，只覆蓋了生命危急的急救行為，而日常的善意扶助完全落在保護範圍之外。

法律要讓人敢做好人

法官勸導民眾「不要失去行善勇氣」的立意固然良好，但法律的作用不應是道德說教，而是提供合理的行為預期與制度保障。當法律無法保護伸出援手的人，反而讓善意者成為訴訟制度下的受害者時，要求一般民眾克服對法律風險的恐懼，無異於強人所難。

要改寫「好人沒好報」的社會困境，不能只寄望於人民的道德勇氣，更需要立法與司法機關的制度回應：

第一，擴大「好人法」的適用範圍。 現行《緊急醫療救護法》第14條之2僅適用於「生命急迫危險」下的急救行為，應研議將保護範圍擴大至無償的日常助人情境，讓善意助人者在民事責任上獲得應有的保障。

第二，在刑法過失傷害罪中劃設門檻。 針對無償且純粹基於善意的協助行為，將刑事責任門檻提高至「重大過失」或「故意」，避免微小疏忽即觸犯刑責。立法者或可考慮於刑法第284條增訂但書：「行為人基於善意無償為他人提供緊急協助，因而致人傷害者，除有重大過失外，不罰。」

第三，落實檢方偵查階段的實質過濾機制。 檢察官在面對此類案件時，應審慎評估起訴門檻與訴訟效益，而非輕易將舉證責任與審判負擔推給法院與被告。對於無償善意助人者，應由檢方就「行為人具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負舉證責任，而非由被告自證清白。

善意不該成為奢侈

一個社會是否願意互相幫助，不應只依賴個人的道德勇氣，更取決於制度是否讓人相信：只要自己在合理範圍內行動，就不會因為意外結果而被不成比例地追究責任。

保護善意助人者，不代表忽視受傷者的權益；保障受害者，也不應意味著只要有人受傷，就必須找出一個人承擔責任。法律必須在兩者之間，建立公平而可預見的判斷標準。

法律不必保證好人永遠不會犯錯，但應確保善意不會因為一次意外，就成為必須付出沉重代價的理由。當人民相信法律會合理區分輕重，才願意在關鍵時刻伸出援手；當人民認為法律只會事後找一個代罪羔羊，善意就會從社會中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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