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亞中/孫文學校總校長

今年是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六十週年。若依中國傳統虛歲算法，則是第一百六十一歲誕辰。孫中山一生奔走革命，足跡遍及中國大陸、日本、東南亞、歐美各地。在他艱苦的革命生涯中，台灣並不是一個偶然經過的地方，而是一處具有特殊歷史意義的革命據點。

一般史料認為，孫中山曾於一九○○年、一九一三年及一九一八年三次來到台灣。三次赴台，都發生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三次的政治背景與直接目的雖然不同，卻共同反映出孫中山與台灣之間深厚的民族情感，也顯示台灣同胞爭取民族解放的歷史，從來不是孤立於中國近代史之外。

孫中山第一次來台：策畫與指揮惠州革命

孫中山三次赴台，正好可以看見他革命事業的三種不同處境。

第一次是一九○○年九月至十一月，這是三次之中停留時間最長、革命意義也最為重要的一次。當時中國正值庚子事變，清廷陷入內外交困。孫中山認為這是發動革命、推翻腐敗清廷的重要時機，因此策劃惠州起義。

台灣與福建、廣東隔海相望，距離惠州、廈門等地較近，交通與聯絡都較為便利。早在一八九七年，孫中山就曾派陳少白來台發展革命組織，聯絡島內志士，在台北建立興中會的組織基礎。

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孫中山從日本抵達基隆，隨後前往台北，以「吳仲」為化名，在台北新起町一帶設立指揮據點，遠程策劃惠州起義。他在台停留四十餘日，與鄭士良等革命同志保持密切聯繫，希望從台灣取得武器、軍費與人員支援。

十月八日，鄭士良率領革命軍在廣東惠州三洲田起義，一度迅速發展。孫中山則在台北運籌指揮，等待武器接濟。可惜日本政府因對清政策發生變化，禁止台灣總督府繼續提供支援，原本允諾的軍械未能送達，起義軍最後因彈藥與補給不足而失敗。

所以，孫中山第一次赴台，並不是一般的訪問或過境，而是把台北當作中國革命的前線指揮所。當時的台灣雖已被日本占領，卻仍然與祖國大陸的革命運動緊密相連。從這段歷史可以清楚看到：台灣從來不是中國近代革命史的局外人。

孫中山第二次來台：與愛國菁英相聚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中華民國成立，但革命果實很快被袁世凱掌握。袁世凱破壞共和制度，暗殺宋教仁，孫中山遂於一九一三年發動「二次革命」。革命失敗後，孫中山再次流亡海外。

根據日本外務省留下的檔案，孫中山原本準備從上海南下廣州，後來在福建受到勸阻，於八月四日搭船前往台灣，八月五日清晨抵達基隆，當天下午再轉乘輪船赴日本，停留時間大約十個小時。日本殖民當局對他的行蹤高度戒備，還要求不得向新聞界洩漏消息。

關於這一次在台活動，傳統記載與日本外交檔案之間存在若干差異。有些史料記載孫中山曾在台北「梅屋敷」（即現今台北火車站旁的國父史蹟紀念館）短暫停留，並與羅福星、翁俊明、蔣渭水、廖進平等志士有所聯繫；日本檔案則顯示他在基隆停留時間相當短暫。

當時，在知道孫中山即將來台時，台中葫蘆墩、也就是今天豐原一帶的地方士紳廖乾三，聯絡中部士紳為孫中山籌募革命經費，再由兒子廖進平轉交。國民黨相關資料通常記載金額為「六萬日圓」，有些報導則只寫「六萬元」。

孫中山當時正在流亡途中，身邊沒有適當物品可以答謝，因而將隨身攜帶的蘇格蘭威士忌贈給廖進平作為紀念。廖家將這瓶酒保存下來，視為傳家寶，後來稱為「國父酒」。廖進平的孫子廖繼斌先生，也是我的好朋友，近日還向我展示了這瓶酒。這瓶歷經百年風雨而保存下來的酒，已成為台灣同胞支持中國革命、孫中山與台灣志士彼此深情的一項歷史見證。

對於這些細節，歷史研究仍可以繼續考證。但可以確定的是，當時台灣已有一批受到孫中山革命思想影響的青年與抗日志士。他們曾組織同盟會台灣通訊處；羅福星則深入苗栗等地發展抗日組織，希望台灣能夠擺脫日本殖民統治。

因此，孫中山第二次赴台雖然短暫，又是在「二次革命」失敗後的流亡途中，但他與台灣的革命聯繫並未中斷。他的思想早已越過台灣海峽，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青年心中生根。

這一段歷史最令人感動的地方是：孫中山當時自己也是失敗者、流亡者，甚至連人身安全都難以保障，但他沒有放棄革命；而台灣同胞即使處於殖民高壓之下，也沒有忘記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

另外一個值得提的歷史事實。霧峰林家的林祖密，辛亥革命時曾資助並參與福建光復；一九一三年毅然離開台灣、定居廈門，申請脫離日本國籍、恢復中華民國國籍，並暗中支持台灣抗日運動。此後，他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參與反袁與護法運動，更不惜變賣在台田產、接濟革命軍需。一九一八年，孫中山任命他為閩南軍司令。林祖密的道路未必是孫中山某一次來台直接促成，卻清楚反映出孫中山革命思想如何感召台灣志士，使他們把台灣的抗日解放與整個中國的革命救國聯結在一起。

孫中山第三次來台：日本殖民政府嚴密防範

第三次是在一九一八年六月。當時孫中山發起的第一次護法運動遭遇挫折，他反對北洋軍閥破壞《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卻受到西南軍閥排擠，被迫離開廣州，準備前往上海，途中經過台灣與日本。

孫中山抵達基隆後，日本殖民當局仍然對他嚴密防範，尤其擔心他與台灣民眾接觸、發表演說、宣傳民族主義與革命思想，進而喚起台灣同胞的民族意識，因此限制他的行動與停留時間，只允許短暫停留，隨後便要求他離開。相關記載一般認為，他此次在台約停留一日。

這件事本身已經很能說明問題。日本殖民政府為什麼如此害怕孫中山？因為它非常清楚，孫中山所代表的，不只是一位政治領袖，而是一種民族覺醒的力量。

對日本殖民者而言，最可怕的不是孫中山帶了多少武器，而是他讓台灣同胞重新認識自己是誰。他的民族主義會使台灣人民明白，台灣並不是日本帝國天經地義的一部分；他的民權思想會使台灣人民理解，殖民統治不是現代文明；他的革命行動則向台灣青年證明，只要民族意志不死，失敗就不是終點。

因此，孫中山第三次赴台雖然再度受到限制，卻反過來證明了他的思想在台灣所具有的巨大感召力。

孫中山三次赴台的共同意義

孫中山三次赴台，可以用三個詞來概括：革命、挫折與堅持。

第一次，他把台北當作惠州起義的指揮據點，希望從台灣支援中國革命；第二次，他在「二次革命」失敗後經台赴日，仍然牽掛島內革命與抗日力量；第三次，他在護法運動受挫後再次經過台灣，日本殖民政府仍然害怕他與台灣同胞接觸。

這三次來台沒有一次是衣錦還鄉，也沒有一次是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相反地，他經常是在革命遭遇挫折、個人流亡、同志犧牲的情況下來到台灣。

但孫中山最可貴的地方，正在於他的「愈挫愈奮」。

他曾經多次起義失敗，也曾遭到追捕、流亡、背叛與國際勢力的干涉，卻從未因此放棄救國理想。他一生不是沒有失敗，而是不向失敗投降。

所以，孫中山三次赴台留下的，不只是幾處歷史足跡，更是一種精神：革命可以受挫，信仰不能動搖；身體可以被限制，思想不能被囚禁；一時可以失敗，民族的希望不能消失。

孫中山與台灣的深層歷史淵源

孫中山與台灣的關係，不能只從三次赴台來理解，還要回到一八九五年的《馬關條約》。

清廷在甲午戰爭失敗後，被迫割讓台灣、澎湖。台灣被割讓，是近代中國最深重的民族創傷之一，也使孫中山更加確信：一個腐敗、積弱的政府，不但不能保護人民，甚至無法守住國土。就在同一年，孫中山發動廣州起義，希望以革命挽救中國。

從這個意義來說，台灣的被割讓與孫中山的革命救國道路，有著深刻的歷史聯繫。台灣的命運使他更清楚地看到民族危亡，也使「振興中華」不再只是抽象口號，而是迫切的救國使命。

此後，許多台灣志士直接或間接受到孫中山革命的感召。羅福星在苗栗發展抗日組織，最後被日本殖民政府處死；霧峰林祖密不惜變賣家產，支持革命與護法運动，犧牲了生命；翁俊明、蔣渭水、杜聰明等知識青年也受到革命思想影響。

辛亥革命成功、中華民國建立的消息傳到台灣後，更為處於殖民統治下的台灣同胞帶來巨大鼓舞。他們看到的，不只是清王朝的結束，而是一個民族重新站起來的希望。

蔣渭水後來在台灣推動文化啟蒙與政治運動，被稱為「台灣的孫中山」。他所強調的民族自覺、民權啟蒙與民生改善，與孫中山思想有著深刻呼應。這也說明，孫中山的革命並不只發生在武昌、廣州、南京或上海，它同樣在台灣同胞的心中留下了火種。

孫中山對殖民壓迫下台灣同胞的期許

我認為，孫中山對台灣同胞最重要的期許，就是不要在殖民統治下失去民族認同，也不要因為一時的歷史分離而放棄回歸祖國、振興中華的希望。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不是狹隘的排外主義，而是要求被壓迫的民族先恢復自主、尊嚴與平等。他希望中國擺脫列強控制，也支持其他弱小民族反抗帝國主義。對當時身處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民而言，這種思想具有非常直接的解放意義。

他應該會期望台灣同胞做到三件事。

第一，不忘自己是中國人。殖民者不只占領土地，也會改造歷史記憶、文化認同與民族感情。守住自己的語言、文化與歷史，就是抵抗殖民統治的重要方式。

第二，不放棄追求自由與民權。日本雖以「現代化」包裝殖民統治，但台灣人民並不是平等的國民，而是受到差別待遇的殖民地臣民。孫中山所追求的共和與民權，正是對殖民體制的根本否定。

第三，把台灣的解放與整個中國的振興連結起來。孫中山不會把台灣問題理解為一座島嶼的孤立命運，而會把它視為中國民族解放與國家統一的一部分。

孫中山相信，只有中國真正富強，才有能力保護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只有國家完成統一，台灣才不會再次成為列強角力與宰制的犧牲品。

這段歷史放在今天兩岸關係中的現實意義

今天紀念孫中山一六○年誕辰及三次赴台，不應只是尋訪幾處舊址、舉行幾場儀式，更重要的是重新理解台灣與整個中國的歷史關係。

第一，它提醒我們，台灣史從來不是與中國史平行、互不相干的另一部歷史。

惠州起義雖然發生在廣東，指揮中心卻設在台北；辛亥革命雖然首先成功於武昌，卻鼓舞了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同胞；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雖以建立中華民國為目標，也為台灣人民反抗殖民統治提供了思想與精神資源。

這些事實說明，台灣近代史本來就是中國近代民族救亡史的一部分。把台灣史與中國史切割成「一邊一史」，不僅是政治操作，也無法解釋孫中山、羅福星、林祖密、翁俊明與蔣渭水之間的歷史聯繫。

第二，它提醒我們，殖民統治不能被浪漫化。

今日台灣有些人刻意美化日本殖民統治，只談鐵路、學校、衛生與建設，卻淡化政治壓迫、經濟剝削、文化改造與武力鎮壓。這種敘事如果走到極端，便會使後人忘記台灣先輩為什麼抗日，也無法理解日本殖民政府為何如此害怕孫中山的革命思想。

建設不能洗白殖民，現代化也不能取代自由與尊嚴。殖民政府所做的一切，首先是為殖民統治與帝國利益服務，而不是讓台灣人民真正當家作主。

第三，它提醒我們，兩岸關係不能永遠交給外部力量決定。

孫中山所處的時代，中國積貧積弱，列強可以瓜分國土、干涉革命，也可以根據自身利益，今天支持、明天翻臉。惠州起義因日本政策轉變而失去援助，就是極為深刻的教訓。

今天的台灣如果仍把安全與前途寄託在美國或日本身上，期待外部力量永遠保護台灣，實際上仍未走出近代中國受制於人的歷史困境。

依靠外部力量所得到的安全，終究是不穩定的安全；只有兩岸中國人願意面對彼此、結束敵對、建立互信，才能創造真正屬於自己的和平。

第四，它提醒我們，統一不能只有目標，還必須有方法。

孫中山一生追求國家統一，但他並非只會高喊統一。他組織政黨、提出主義、建立制度，也不斷透過政治協商尋求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即使到了生命最後階段，他仍然抱病北上，希望透過政治談判促成和平統一。

今天兩岸如果真正尊重孫中山，就應該繼承這種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的精神。大陸方面除了說明統一後的制度安排，也應更積極提出統一前的和合道路；台灣方面則不能把「維持現狀」當成永遠逃避問題的藉口。

我長期主張，兩岸應以「和平」與「融合」為精神，以對話建立政治互信，透過和平協議結束敵對狀態，逐步形成兩岸共同體。統一不能只依靠壓力，也不能只是被動等待，而要有一套能夠讓台灣人民感到安心、受到尊重並願意共同參與的和合方案。

在孫中山誕辰想向兩岸青年說什麼？

我最想說的是，歷史不是用來製造仇恨的，而是用來找回自己的。

一百多年前，台灣已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孫中山仍然三次來到台灣；台灣同胞受到殖民政府嚴密監控，仍然有人冒著生命危險支持革命、參與抗日。那一代人沒有因為海峽阻隔而否認彼此，也沒有因為政治分離而忘記共同的民族身分。

今天的兩岸，交通比當年便利，經濟與社會聯繫比當年密切，卻因政治對立與認同分歧而愈走愈遠。這不是歷史的必然，而是我們這一代人必須共同面對的責任。

孫中山曾說，主義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也是一種力量。思想貫通以後，才會產生信仰；有了信仰，才能產生力量。

兩岸青年不一定要對每一個政治問題都有相同答案，但至少應該願意認識共同的歷史、理解彼此的處境，不被仇恨與偏見所操弄。台灣青年應該知道，自己的歷史並不只從一九四九年開始，更不是一部與中國無關的孤島史；大陸青年也應該理解，台灣長期經歷殖民統治、兩岸分治與不同社會制度，其心理與認同問題，需要耐心、尊重與真誠來化解。

孫中山三次赴台，留下的不只是革命家的足跡，更是一座跨越台灣海峽的精神橋梁。這座橋梁，一端連著中國近代救亡圖存的歷史，一端連著台灣同胞反抗殖民、追求自由與民族尊嚴的記憶。

紀念孫中山先生最好的方式，不只是追尋他曾走過的道路，而是繼續完成他尚未完成的理想：讓中國富強而不受人欺凌，让人民享有民主與均富，也讓兩岸不再敵對，最終走向和平、和合與統一。

一百多年前，孫中山先生在風雨飄搖中三次來到台灣；一百多年後，我們更應讓他留下的民族情感與和平信念，重新走進兩岸人民的心中。

海峽可以分隔土地，卻不應割斷歷史；政治可以造成一時分治，卻不能否定兩岸同屬中華民族的共同根脈。這正是孫中山三次赴台，留給今天兩岸最重要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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