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其祿/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特聘教授、前立法委員

2026年地方選舉進入最後階段,台灣政治再度呈現值得深思的現象:媒體忙著製造政治明星,民調成為選戰攻防的工具,政黨派系則透過政治動員與意識形態認同,影響選民的判斷。當選舉愈來愈像一場政治娛樂秀,我們不禁要問:人民究竟是在選賢與能,還是在追逐政治偶像?民主選舉究竟是人民自主決定,還是由媒體與政黨派系左右人民的選擇?

首先,媒體究竟是在監督政治,還是在製造政治?近期台北市長選戰出現所謂「洋流」現象,從大型造勢、社群傳播到政治人物的明星化包裝,展現當代選舉高度品牌化與娛樂化的特徵。政治人物透過媒體凝聚支持者,本是民主競爭的一部分;但當新聞報導過度聚焦群眾人數、網路流量與造勢場面,卻忽略治理能力、政策可行性及公共責任,民主政治便可能從理性選擇走向情緒動員。

更值得警惕的是民調的政治工具化。以高雄市長選舉為例,《ETtoday》調查顯示賴瑞隆與柯志恩支持度幾乎相當,《聯合報》呈現7個百分點差距,《鋒燦傳媒》則出現20.4個百分點的落差。同一場選舉,竟呈現如此不同的政治圖像。這些差異可能涉及抽樣方法與調查時間,不能逕認受到操弄;然而,當民調被選擇性放大,用來營造領先氣勢或勝負已定的印象,便可能從反映民意的溫度計,變成引導民意的方向盤。

2026 九合一・高雄市長之戰 1號張靜司法改革黨vs3號柯志恩國民黨vs5號賴瑞隆民進黨+2 11/28 投票・倒數15天 比較 5 位候選人政見 →

當政治聲量被誤認為民意,政治人氣被當作治理能力,選舉便容易從公共政策的理性競爭,異化為政治明星的選秀場。媒體若從公共監督者轉變為政治形象的塑造者,受損的不只是新聞專業,更是民主政治所仰賴的公共理性。

然而,比媒體政治更重要的,是人民能否獨立思考、真正當家作主。民主政治的根本,在於主權屬於人民。人民選擇執政者,是委託其治理公共事務,而不是將權力永久讓渡,更不是對特定政黨或派系宣誓效忠。因此,選民應超越政治標籤與個人崇拜,回到最根本的問題:我們的生活究竟有沒有變得更好?

以高雄為例,近年科技產業投資、軌道建設及都市更新確有發展,但城市治理不能只看大型建設與政績宣傳,更應檢視市民的健康、環境、交通、治安、教育、就業及生活品質。依內政部2025年生命表,高雄平均餘命仍居六都末位;2025年PM2.5年均濃度為15.6微克,雖較過去改善,仍高於全國平均的12.8微克;道路交通事故30日內死亡人數亦達307人。這些數據提醒我們,城市建設的成果與市民實際生活品質之間,仍有值得正視的治理課題。

財政與廉政治理同樣需要檢驗。截至2026年10月底,高雄一年以上公共債務未償餘額仍達2,076億元,平均每位市民負擔約7.7萬元,居六都之冠,約為其他五都的2.6至6倍,凸顯其財政負擔與長期財政永續的挑戰。今年橋頭地檢署就美濃、大樹等地盜採土石及非法回填案件起訴106人;另在大樹和山光電案中,就涉嫌違規開發約2.59萬平方公尺山坡地起訴7人。相關案件尚待司法審理,但其所凸顯的土地管理、環境保護與行政監督問題,值得嚴肅檢視。城市的進步,不應只存在於政績看板,更應反映在人民的生活與政府的治理品質之中。

更重要的是,政黨派系不能將人民的支持視為理所當然,更不能把長期執政當成永久擁有政治權力。長期執政固然可能累積行政經驗與政策延續的優勢,但也必須面對權力集中、監督弱化及政商關係的檢驗。當選民被視為固定票源,不論施政良窳都被期待繼續支持同一政黨,民主便可能淪為派系權力的延續,而非人民主權的實踐。

政治翻轉的真正意義,不只是政黨輪替,更在於人民有能力重新檢視執政者,並在必要時透過選票收回政治授權。當然,繼續支持既有執政者,同樣可以是審慎評估後的自主選擇。關鍵在於,任何政黨都不能將人民的信任視為永久資產。唯有政治權力始終可能被收回,執政者才會有所警惕,更加重視施政效能、清廉治理與公共責任。

選舉不應是政治明星的選秀場,也不應是政黨派系的權力分配。人民可以認同政黨,但不必效忠政黨;可以支持執政者,但不必永遠支持執政者。唯有以生活品質檢驗政績、以公共利益衡量政策、以廉政治理要求責任,讓政黨派系對人民有所敬畏,民主才能真正深化,人民也才能真正當家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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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沈伯洋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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