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黨前主席柯文哲涉京華城等案一審判刑17年,高院二審今(16)日再開庭傳喚柯文哲。因眾望基金會董事長李文宗、木可公司負責人李文娟兄妹已各自認罪背信等部分,柯文哲恐於二審判決有罪後就入獄。柯文哲今日出庭以約4千字講話申辯。

柯文哲京華城案16日二審出庭(攝自中天新聞)

柯文哲今日出庭首先發表共約4千字的講話申辯,全文如下:

司法的目的是追求真相,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不是羅織罪名。

檢察官必須負起舉證責任,而不是要求被告證明自己無罪,

所以,我站在這裡,對於檢察官起訴的理由,我一一說明、一一駁斥

一、600萬政治獻金侵占部分:

周王美文、林命群、謝林曼麗捐贈給我600萬元政治獻金的時候,正值2022年全國地方選舉,我一個人輔選全國,我當時的認知是這些政治獻金是要給我統籌運用在全國的選舉,我也全部用於選舉,沒有將任何一塊錢占為己有。檢察官認定我侵占政治獻金,卻沒有任何證據這些錢進入到我的口袋,時間久遠,我也沒有記帳、難道這樣就要被誣賴?台灣的司法已經可以縱容檢察官不用負起舉證責任? 而是有罪推定、要求被告證明自己無罪,而且,只對柯文哲採用這個標準!

二、侵占木可政治獻金部分 一共有五個罪名:

(一)侵占選舉賸餘款1,241,036元用以支付木可公司員工薪資及勞健保費用

根據我的理解與現行法規規範:選舉賸餘款可以用在「參加公職人員選舉使用」的工資、勞保等人事費用支出。總統大選結束,競選總部必須停止,但後面還有很多工作需要收尾,這些員工除了薪水還要支付勞健保,所以把他們改掛到木可公司,以選舉剩餘款代支代付薪水及勞健保,這是問過監察院的、完全沒有問題的,法務部調查局也出具「研析意見」說不違法,結果檢方起訴、一審還判有罪,這個我完全無法理解。

(二)以肖像權名義侵占政治獻金專戶政治獻金1500萬元部分

木可公司成立是為了解決我的肖像權授權問題,並非為了選舉而設,木可公司成立之後,有幾筆買賣、授權,之後才開始總統大選。

起訴書說,木可公司收了1500萬的費用,依據的合約是由李文宗自己擬定,競選財務我完全信賴李文宗,我沒有參與。但律師事後研究這份合約,木可向競總收費的理由是包含「肖像權暨著作財產權」授權費,以及「管理服務費」,並非單指「肖像權暨著作財產權」費用,這些細節我都是在被起訴後才知道的。再說一次,我是總統候選人,我的時間都放在提出政見、辯論、競選活動,財務都交給財務長和總幹事去分工,我真的沒有參與。

木可公司匯款450 萬元「授權金」給我的部分,我當時忙於競選根本也不知道。帳戶號碼是助理給的,沒有經過我,而且那些費用是來自「木可公司」販賣KP小物的收入,是有開發票的。依法論法,依法應該檢視其商業交易性質與金流,而不是只要涉及我的名字,就全部推論成侵占政治獻金,但檢察官和一審法官就是這樣做。

(三)將銷售競選小物的41,335,588元,全部視為木可公司侵占政治獻金

我再重申一次,木可公司賣KP小物、木可小物是商業行為,不是政治獻金,木可向競總收取的只有「肖像權暨著作財產權」授權費,以及「管理服務費」,總計1500萬元,沒有其他。

木可公司所販賣的KP小物、木可小物,是要開立發票的,無論是之前的小英商號、賴桑小舖也都是同樣的作法,小英商號當時還吸引到中國觀光客去購買,新聞都有報導,如果小英商號賣的小物也算政治獻金,那就違反政治獻金法--外國人不得捐款的規範;扁帽工廠、小英商號、賴桑小舖賣的東西都算是政治獻金嗎?還是:綠能你不能?司法不可以雙標。

(四)侵占KP SHOW盈餘770,166元部分:

KPSHOW完全是商業行為,因為競選總部不能有營利行為,也無法處理演唱會涉及的複雜票務,因此我們當時委由木可公司辦理,這個模式是由執業多年的律師,也是我的競選總幹事黃珊珊做出的評估。黃珊珊不認為有違法、檢察官和法官卻有獨樹一格的法律見解。

另外,KP SHOW的所得扣掉成本,只有77萬收入,這個成本還沒有把所有人力、時間的成本算進去,而且這77萬都留在委辦的木可公司,沒有一塊錢進入到我的口袋。我無償表演,只是希望用音樂與輕鬆的方式和支持者互動,感謝他們的支持,KP SHOW有繳稅、有票券,結果檢察官還是認為政治獻金,原因是票賣太貴「顯不相當」?如果柯文哲一場表演,還要租音響、設備、請老師、舞群、場地、籌備好幾個月,一張票8800,檢察官認為「顯不相當」所以KP SHOW要算成募款和政治獻金,那麼蔡英文、賴清德一個1萬塊的便當餐券,就合情合理?

檢察官認為:政治人物完全不能有任何政治獻金以外的收入,包含出書版稅、上節目通告費、或像我這種表演所得,就算沒有進到我的口袋也不行,就是犯罪。我覺得這完全脫離現實,根本是羅織罪名。

(五)侵占採風公司300萬元政治獻金捐款部分

一樣,採風公司不是跟我接洽,是直接找黃珊珊,我完全沒參與,實物捐贈也是選舉時非常常見,但碰到柯文哲全部都要負面解釋、窮盡一切可能,不只要定我的罪,還要把我汙名化、關到死。

柯文哲16日到高院出庭。(圖/中天新聞)

三、挪用眾望基金會827萬1095元支付柯文哲競選總部員工薪資涉嫌背信於眾望基金會部分:

我是眾望基金會的代言人,不是董事,也不是執行長,他們的會議我一次也沒有參加,也沒有指示。

我一開始也有捐錢幫助成立眾望基金會,我完全沒有從眾望基金會拿到任何金錢。眾望基金會不只是公益團體,他的章程就明定他的目的包括公益或學術性活動。宣導服務及教育訓練,社會福利短中長期政策研究,社會關懷議題研討,刊物、影音資料、媒體節目、公益廣告,培育優秀人才等等,基本上眾望基金會是和民眾黨有關的智庫。他是參考民進黨的新境界文教基金會,蔡英文的小英教育基金會,蘇貞昌的超越文創教育基金會,謝長廷的新文化基金會,等等而設立。他的宗旨也與政治難以切割,許多基金會都希望能夠改革現在的社會環境,所以加強和政黨往來,在選舉時也會化為對政治人物的支持。

至於眾望人事費是否過高,則是主管的社會局在行政上可以去檢討的事情,包含用行政裁罰,而不是因此就當成刑事背信來判刑,難道法官要逐一清查以上提到的各個基金會的人事費?只要檢察官跟法官認為「過高」就構成背信?

刑事背信必須證明行為人具有違背任務的行為、主觀犯意,以及造成財產損害等構成要件,不能只因為基金會支付了某些人事費用,就認定有人犯罪。

我想請問,檢察官到底有沒有證據我因此獲得私人利益?

為什麼把基金會的行政管理,變成我個人的刑事責任?

四、檢察官偽造文書

這個案件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就是檢察官在偵查過程中的不正訊問與偽造文書。

一審法院已經認定,彭振聲認罪筆錄存在不正訊問情形,所以不具證據能力。

彭振聲在延押庭也表示,自己一直很努力配合,甚至是勉強作成檢方所要求的訊問資料。另外,黃景茂的筆錄也被一審法院認定與實際訊問內容不符,因此不具證據能力。

還有很多很多其他的,為何北檢沒有依法告發林俊言偽造筆錄?北檢護短不告發,連北院也不敢告發,既然法院已經認定相關筆錄存在問題,為什麼沒有進一步釐清究竟是誰製作、誰修改、誰負責、誰涉及違法?

如果司法機關的筆錄與實際訊問內容不符,甚至有不正訊問的情形,這不是小事,這是直接影響刑事證據可信度與被告訴訟權益的重大問題。

我不要求法院預設檢察官有罪,但至少應該用同樣的標準,要求檢察官接受法律檢驗。

我希望高等法院能夠正視這些問題,這是牽涉到司法改革與人民權利的議題。如果涉及違法,就應該依法移送或告發,讓人民看到司法不會護短、司法沒有唾面自乾、司法有檢驗自己人的勇氣。司法的標準,不可因被被調查的人有不同的政黨、不同的背景就有不同的標準。

北院護短,如果連高等法院不敢告發移送,我們怎麼期待你們能秉公審理這個案件?

五、關於一審與司法透明:

北院在一審宣判後五天,播放了雙方結辯的錄影,但那不是全部的審理過程,交互詰問的過程都沒有對外公開。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法官從頭到尾都不會說話,也不問問題。但事實上法官確實在長達三十幾個全天的交互詰問程序,幾乎什麼問題也沒問,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寫出判決書的?還是說判決書「鏡週刊」已經替法官寫好了。

法官有獨立審判的權力,但獨立審判不代表不需要說明理由,更不代表不必接受社會檢驗。

我希望法庭全程直播,我都願意直播接受全民檢驗,為何檢察官、法官不敢?

法院可以做出判決,但判決必須提出可以接受檢驗的理由。

司法的權威不是來自人民不敢質疑,而是來自人民相信它經得起質疑。司法不是對上級負責,不是對政治權力負責,而是對證據與人民負責。

六、結語:司法應該是無罪推定,而不是羅織罪名

最後,我想談的,不只是我個人的案件,而是台灣司法應該堅守的基本價值。刑事司法最重要的原則,是「無罪推定」。

無罪推定是整個刑事訴訟制度必須遵守的基本精神。

檢察官負有舉證責任,檢察官必須提出足以證明犯罪的證據;法院必須根據證據認定事實,而不是先有結論,再從各種資料中挑選可以支持結論的部分。

檢察官不可以要求被告從重重羅織的罪名中,證明自己沒有犯罪。

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在這個案件中,所有的事情都往對我最不利的方向解釋。

沒有記帳,就認定侵占;

沒有參與,卻認定有責任;

商業活動,曲解為政治獻金;

行政管理爭議,就認定刑事背信。

先認定一個人有罪,再把所有事情往有罪的方向解釋

司法的目的是社會的公平正義。司法是國家最後一道防線。司法必須被人民信任。更重要的,司法是民主政治的基礎。一旦司法被人民視為是雙標,而不被人民信任,民主政治已經崩壞。

以我的案件為例,我直接被不當的司法手段剝奪參選資格,選舉籌募經費可以變成種種罪名、任何活動創意都被當作犯罪。當司法掌握在當權者手中,結合媒體肆意攻擊在野黨,台灣的民主政治已經崩壞。

今天,我站在這個法庭上,我必須為自己辯護,我的案件,可以成為司法改革的契機。我們應該一起思考:台灣究竟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司法制度?

搜索我家、我的辦公室、我眾多助理的家、甚至臺灣民眾黨中央黨部的那一張搜索票,上面寫的東西後來沒有一樣出現在起訴書,更不用說判決書。這個案子從第一步就走錯了。這是騙票搜索,扣押手機、電腦、USB,再從其中拼湊資料羅織罪名。司法可以判一個人有罪,但不能為了判一個人有罪,而扭曲證據、犧牲程序正義,更不能把國家公權力變成摧毀政敵的工具。

柯文哲的案件,不只關乎台灣司法能不能被人民相信,更關乎台灣民主政治未來的發展。

請不要讓人民認為,台灣的司法是當權者的政治工具。

請不要讓台灣人民認為司法判決可以背離現實。

請讓司法回到證據上,讓被告有公平的防禦權。

司法的價值,不在於能夠把多少人定罪,而在於能夠確保無辜的人不被國家機器折磨。

我擔心的不是我個人的案子,而是台灣的民主政治不再被人民期望。

司法的目的是社會的公平正義,是民主政治的基礎,司法雙標,民主就會崩壞。今天在講證據,我必須要說當初搜索我家、我的辦公室、我眾多助理的家、甚至臺灣民眾黨中央黨部的搜索票,上面寫的東西後來沒有一樣出現在起訴書,更不用說判決書,這是騙票搜索。目的只是扣押手機、電腦、USB,再從其中拼湊資料羅織罪名。

我更要舉我的同學李文宗的例子,他被羈押是因為京華城案,但他當時根本不在台北市政府,也沒有碰到京華城案,最後法官也不敢判他有罪,李文宗的案子證明了為了對付柯文哲,傷害多少無辜的人。

司法可以判一個人有罪,但不能為了判一個人有罪,而扭曲證據、犧牲程序正義,更不能把國家公權力變成摧毀政敵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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