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傳媒|康語柔/綜合外電報導

近期社群媒體上關於疫苗安全性的爭議再度浮現,有使用者聲稱女性子宮內膜異位症確診率攀升與接種疫苗有關,引發了對疫苗功效與臨床研究倫理的廣泛討論。這類爭論凸顯了理解醫學研究嚴謹性的必要性。

科學家在判斷特定暴露(如疫苗)是否導致健康結果時,會觀察不同人群中是否存在一致的模式,同時也會納入「混雜因素」(即可能同時影響暴露與結果的其他因素)進行分析。以過往麻疹、腮腺炎和德國麻疹(MMR)疫苗與自閉症的爭議為例,該論點最初源於 1998 年的一篇研究,但該論文因其嚴重的研究方法與倫理問題而遭撤回。世界衛生組織針對 2010 年至 2025 年間發表的證據進行審查,發現最嚴謹的研究均不支持孕期接種疫苗與自閉症之間存在因果關聯。

醫學研究的歷史中,曾發生嚴重違背倫理的事件,促成了現代臨床研究規範的建立。例如,美國公共衛生局在 1932 年於亞拉巴馬州塔斯基吉,對數百名非裔男性梅毒患者進行了一項研究,卻未告知他們真實病情,也未給予治療,旨在觀察疾病的自然進程,直至 1972 年才被揭露。這項「塔斯基吉梅毒實驗」成為種族不平等、剝削以及侵犯「知情同意」(即研究參與者必須充分了解研究目的與風險後自願參與的程序)的象徵,嚴重損害了民眾對醫學的信任。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納粹醫生因在集中營對囚犯進行非人道醫學實驗而遭到紐倫堡審判,進而促成了 1947 年《紐倫堡守則》的誕生,確立了研究中自願同意的重要性。如今,全球的臨床研究都受到倫理審查、知情同意、安全監測與監管機構的嚴格監督,這些防護措施正是過去錯誤經驗所留下的教訓。

然而,全球臨床研究在公平性上仍有不足。非洲地區在研究中的代表性相對其人口與疾病負擔而言顯著偏低。有建議指出,肯亞等非洲國家的科學家應主導臨床研究,提升大學與醫院的研究基礎設施與資金,並強化非洲監管機構審查試驗的能力,確保研究能真正回應當地居民的健康優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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